宾凯：《系统论观察下的紧急权：例行化与决断》，载《法学家》2021年第4期，第1-15，190页。

在此情形下，起作用的是围绕一个个个人形成的个别性规则。可怖的是，虽然人工智能不具备心灵和意思，却可以依照事先设定的算法、甚至通过自我学习掌握的算法作出程式化的表示。

这些基本范畴通常关联着被广泛承认且不可轻易动摇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预设。（二）法律部门的解体 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迫切要求立法的及时跟进，因此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不少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实施致损行为或招致风险的人工智能体自己承担责任并无实际意义。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切割归类法维系了既有的法律部门划分，但使得一部法律文件被零敲碎打，在适用和研究时人为将有联系的法律规范区隔开来，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整部法律的目的和精神。与传统权利的内容相比，个人信息具有鲜明的公共性面向。

【中文关键字】新科技时代。如果将信息界定为人格利益或人格的组成部分，就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信息的客体属性。如前所述，当前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守法机制是程序正义→合法性→守法的泰勒模型。

总之，相关研究显示出，中国人确实因文化而显得特殊，但并没有特殊到颠覆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基本内容的程度。事实上，主观程序正义学说本身的研究也发现过程序失灵的现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富尔杰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发现，当受试者获得的酬劳始终低得不公平时，包含表达意见机会的程序反而比不允许表达意见的程序更令受试者感到不公平。总体来说，这种例外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一）普遍与特殊 如前所述，一些研究已经表明程序正义对不同的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适用范围可能是有界限的。

如一项早期研究针对朗·富勒提出的对抗制诉讼程序比纠问制更公正这个命题，设计一项对比实验：研究虚拟了一个让受试者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的刑事案件审判，通过宣读不同的先例和改变事实陈述顺序的方法让受试者形成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偏见，对比不同的程序消除偏见的效果。总体上，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认为能够促使人们守法的程序有四个特征：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尊重对待（respectful treatment）、中立无偏见（neutrality）以及表达机会（voice）。

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既可以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结合而统摄社会治理全局。尽管如此，集体主义仍然常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成为解释中国人特殊性的着眼点。相关研究对文化的重视也有特殊的背景：早期针对中国人的研究主要在香港进行，当时香港在法律、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与欧美类似，只有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因此将主观程序正义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性归结为文化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反思也会促使法律制度逐渐完善，进而令守法行为更加普遍。

在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中，研究特定法律程序如何影响人们感受的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发展出一套基于特定心理动机而自愿守法的规范主义守法理论，在近年来欧美的守法理论研究中颇有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治安执法政策的转变。但是这种解释很快就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双方一旦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就意味着真正撕破脸，此时当事人只求尽快有个结果，对采用何种程序则并不怎么关心，和集体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摘要：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特定程序如何影响人们感受，其社会实证研究方法能够直面社会现实、联结程序正义学理和法治实践，以此为基础的守法理论探索程序让人们自愿守法的机制。相比之下，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可以提供另一种思路。

问题的提出 从纸面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离不开全社会普遍的守法行为。与此同时，不尽合理的制度有可能被合法化进而被包装成法定程序，此时强调程序合法或符合程序反而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挡箭牌。

但是受某些社会文化的影响，法律程序仍然存在被忽视的倾向。实验结果表明，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确实能够减少受试者之前形成的偏见，从而为富勒的前述论断提供了经验支持。

对此，新程序主义主张程序的本质既不应该是形式性也不应该是实质性、而应在于过程性和交涉性，在理论上为回应这一质疑奠定了基础。（二）基于法治意识重述守法机制 守法理论的关键在于守法机制，也就是对于人们为什么守法（或不守法）的原因及相关规律的阐释。同时，人民满意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厘清这种理论的适用界限、探讨产生这种界限的机制，亦即明确该种理论应用于当下中国社会时可能出现普遍性（有效）和特殊性（无效或效果差）的情况及应对之道，是将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应用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经环节。不可否认，基于威慑的守法理论仍然非常重要，对于当下中国建立全民守法机制来说也必不可少。政策导向和守法理论的这种结合，主要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程序建构来实现。

泰勒和许多相关学者用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这种影响方式，认为具备前述四项特征的法律程序可以提升人们的社会认同感，合法性的增强即来源于此。因此，实质性参与完全可以起到平衡过程与结果的作用

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般认为，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滥觞于美国学者汤姆·泰勒在 1990 年发表的芝加哥研究。同时，这种协调机制应当是开放的、足以容纳其他各种程序正义学说对程序正义标准协调的讨论。

此外，约翰逊等人对加勒比国家居民的研究也发现程序正义→合法性→守法的机制在研究对象中并不存在，这其中除了涉及程序正义和合法性可能有内容重合、合法性与服从义务存在区别等概念层面的问题外，在经验层面主要的发现是许多人受犬儒主义（cynicism）影响、对法律抱持玩世不恭的态度，因此使得泰勒模型失灵。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应用也面对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出现在三组关系中，即守法理论应用于特定社会环境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主观程序正义所影响的观念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程序本身所涉及的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规范主义的守法理论也并不要求人们盲从。当然，在具体应用时需要考虑到在不同性质的程序（如制定规则的程序和执行规则的程序）中，实质性参与的具体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研究发现：合法性（legitimacy）是促使人们遵守法律的核心。约翰逊等人进一步认为这种情况与相关人群在殖民地时期被当作臣民而非公民对待的历史经验有关——这些研究显示出程序正义对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

而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也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政策导向和守法理论的这种结合，主要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程序建构来实现。

同时，法律程序的条文也存在教条化、空洞化的可能，甚至可能成为侵害人们实质权益的幌子。（一）普遍与特殊 如前所述，一些研究已经表明程序正义对不同的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适用范围可能是有界限的。

然后结合已有研究，以法治意识为基础重新审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守法机制。这些程序规范显然会带有相关部门或领域的性质与特点，从而表现为相当多样化的客观规范。

摘要：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特定程序如何影响人们感受，其社会实证研究方法能够直面社会现实、联结程序正义学理和法治实践，以此为基础的守法理论探索程序让人们自愿守法的机制。数年后，一项针对中国香港和美国中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中国受试者身上并未出现纠问制程序更有助于消除偏见的影响，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不喜直接对抗，所以抵消了这种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中国人身上仍然存在。之后，学者们在美、英、德、法四国做了大范围的跨文化研究，基本重复了前述实验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使得对抗制程序更能消除偏见具有了跨越法系的普遍性。实验结果表明，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确实能够减少受试者之前形成的偏见，从而为富勒的前述论断提供了经验支持。

在此背景下，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就成为联结理论与现实的一条可能途径。结果显示，对抗制程序的优势在美国被试者中依然存在，但是在中国被试者中则消失了。

总之，相关研究显示出，中国人确实因文化而显得特殊，但并没有特殊到颠覆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基本内容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是规范性的，在适用时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且法的一般性也要求人们的一致行为——这种法观念与法制度间的张力当然也会影响到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

一直以来，这种观念形态的法律命题研究都是法社会学的重要主题。然而，在大力建设法律程序制度的同时，中国社会还被认为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成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建构守法理论可能的切入点。